天妒红颜!好莱坞传奇女星短暂的一生

卡洛·朗白金发碧眼,相貌姣好,经常像一块狂热的水果蛋糕,在她过于短暂的职业生涯中,她是完全与众不同的,令人捉摸不透。她可以是一个迷人的女孩,扮演小镇的图书管理员或美甲师;她也是一个名媛,诠释一个不停敲打打字机的浪漫小说家;她还是个假小子,能穿着艾琳(译者注:指艾琳·莫德·伦茨,好莱坞著名的时装设计师)设计的低胸长裙自如地表演。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她才在神经喜剧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尤其是那些干脆放弃并屈服于她那令人头晕目眩的冲劲儿的喜剧,她那快节奏的表演,因为这样的冲劲儿而转向了戏剧性的荒谬。

我们电影爱好者经常玩假设游戏。谈起任何一部最喜欢的电影,都会好奇,如果扮演主角的是X而不是Y会怎么样。几年前,萨格港放映了《女友礼拜五》后,在问答环节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我提到,霍克斯最初想让琪恩·亚瑟饰演希尔蒂,于是观众们提出了他们属意的来扮演希尔蒂的人选,其中便有卡洛·朗白。哦,不,我马上说。一定是罗莎琳德·拉塞尔。没有人能集聪明、野心、狂妄和书呆子气于一身,同时拥有既极具吸引力又不让人眼花缭乱的外表。

「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每一位明星在不同的电影中都有不同的、可识别的角色,我们也因此爱上了她们。这些巨星中的巨星——贝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凯瑟琳·赫本、克劳黛·考尔白、芭芭拉·斯坦威克和朗白(或之后的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多丽丝·黛),让人觉得有些夸张的是,她们扮演了我们理想中的她们,同时还保持了某种特定的性格形象。每一个都包含四种元素——火、冰、土、气——但比例不同。

在最好的情况下,演员们与她们的角色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选角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但有时也会有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脱节。这些特征通常(但不总是)与影片类型相关,如喜剧或剧情片。

在《真情告白》中,朗白可能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浪漫小说家(如果她能坐在打字机前足够长时间的话!),在她的脑海中旋转着令人躁动的情节。但是报社记者呢?她太过空灵,而且作为一个骗子和幻想家,她可能连《女友礼拜五》中的愤世嫉俗者都无法超越。更别提她那迷人的美貌了。

另一方面,琪恩·亚瑟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记者,但她没有拉塞尔轻快的步伐,也没有她那居高逼人的身高(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尚但严肃的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风格的套装突出了这一点),这是她与加里·格兰特上演对手戏所必需的。

卡洛·朗白不是爱穿西装的人。她是一个晾衣架而不是人体模型,她是一个悖论的研究对象。她穿艾琳风格的光滑秀气的缎子礼服和睡衣最好看(其次是特拉维斯·班顿的衣服)。而当她穿着短裤时,其天鹅的形象被健美的形象所取代和补充,梦幻女郎的形象则消失不见,她这样性感而危险的女人转而拥抱了黑泽尔·弗莱格和安·客拉什莫尔这类笨拙的角色名字。

你觉得她从来没有试图保护自己,坚持展示她最好的一面。她身着晚礼服,灯光明亮,令人倾倒,但她穿着短裤和靴子,在一个没有鱼的池塘里飞舞的时候,同样迷人。

尽管朗白在催人泪下的喜剧领域独领风骚,但她实际上创造了神经喜剧,或者至少塑造了神经喜剧的轮廓。她从什么都会尝试的马克·森内特工作室来到大公司,她称之为「想象中最令人愉快的疯人院」。她是一名天生的运动员,后来艾伦·德万发现她会打棒球。实际上,她在12岁时就演了第一个角色,但直到1925年才与福克斯电影公司签约。

她被安排出演喜剧片和西部片的大杂烩,但就在她遭遇挫折时,一场车祸在她脸上留下了伤疤,从而阻碍(实际上只是推迟)了她作为好莱坞耀眼人物的事业。马克·森内特根本不在乎她脸上的伤疤,但他确实在乎那些曲线优美的佳丽,她们也可能会沉迷于最疯狂的蠢事。按照朗白自己的说法,森内特的新人训练营是她本可以拥有的最伟大的准备,一种十足的自由,让她准备好面对她那些古怪女主人公的天真的愚蠢。

已经有些矛盾了——口无遮拦和粗俗逗乐的话语,掩盖了作为大家闺秀的背景——她完美地符合森内特的口味,即「暴露伪装,揭露上层人士的虚伪,滑稽地做着不符合身份的事情,」她后来也正是这么做的。她在《我的戈弗雷》中对威廉·鲍威尔的穷追不舍源于森内特的喜剧,她经常在后者的影片中扮演一个为男孩疯狂的女孩。

她也适合三十年代,当时舌灿莲花、口齿伶俐的女主角,取代了二十年代的风情万种的女明星,那十年,是战后放荡、走私酒、铰链和妇女权利者的十年,同时电影就像之后会成为的那样,活泼而轻佻,至少直到六十年代审查放松。大萧条和《海斯法典》开创了一种新的保守主义——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的真正职业是妻子和母亲。

有声电影的出现,把东海岸一些最聪明的编剧吸引到了好莱坞。像本·赫克特、罗伯特·里斯金和莫里·里斯金德这样的人,要么是万事通,要么是有过百老汇经验的人,会用令人愉快的影音和一些最机智的对话来绕过新的禁令,为银幕增添光彩。直白的变成了含蓄的感官体验,而作为这类通常是快速对话的代言人,拥有好嗓子和善于把握节奏的演员占据了优势。

朗白在前法典时期的电影中站稳了脚跟,她在《美德》中扮演的(没有使用任何委婉语)相当令人信服,这部剧情片讲的是工人阶级中从不相信女人的故事,片中,帕特·奥布莱恩饰演她的出租车司机丈夫。误会和错误的监禁接踵而至,直到最后,影片并没有以常见的亲吻和浪漫喜剧的退场来落下帷幕,而是以一个完美的朗白的镜头结束:这位堕落的女人得以昭雪后在这对夫妇最近收购的加油站加油。

霍华德·霍克斯的《二十世纪快车》不仅帮助了朗白,也推动了好莱坞本身摆脱了剧情片的狂躁,然后进入了神经喜剧的荒谬。在这场盛大的演出中,朗白饰演的贴身内衣模特和约翰·巴里摩尔饰演的导演以无情的喜剧野性互相攻击,这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朗白本人完全不受限制的身体动作。在火车车厢里,她踢了狂妄自大的巴里摩尔,拉开了一场无拘无束的内部战争的序幕。朗白就此通知:从现在开始,这个古怪的女主人公将会尽善尽美。

1934年,另一部开创性作品《一夜风流》中诞生了一种新的情侣:建立在敌对基础上的情侣。在这部古怪的剧本中,他们永远不会像在仇恨的风暴中谩骂对方那样爱对方——在谋杀发生之前,分居是必要的,隔阂(或真正的离婚)只会证明他们是多么地深刻地、无可挽回地属于彼此。因此才有了「再婚喜剧」。

大萧条并没有被完全忽略:它经常形成背景,比如在《我的戈弗雷》中,但最好可以不通过展示无家可归的人在排队来让观众痛苦,而是以无比优雅的逃避现实的娱乐以及无拘无束、风趣机敏的明星,来处理他们的痛苦。

从那时起,直到1942年她不幸死于空难,卡洛·朗白一直是神经喜剧女王,她是最美丽、最迷人的,但也是最狂野、最喧闹的。在此期间,她还拍了催泪片,最著名的是《徒有其表》和《天造地设》。第一部是三角恋的故事,凯·弗朗西斯饰演唯利是图的女恶棍,格兰特饰演她可怜(但富有)的丈夫,朗白饰演一位鳏居的母亲,同时也是一名商业艺术家。第二部是一个关于贫穷、羞辱和危险的四个故事,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的年轻律师被伙伴欺凌、殴打,并在最后一刻抢救了他们身患绝症的孩子。

这不是一个选角不当的问题——她为她饰演的哭哭啼啼的妹妹这一角色注入了同样疯狂的张力——「另一个逃避的女人」或「为那个男人的生命而担忧的女人」/「她所爱的孩子」——正如她在《两情相悦》《真情告白》《史密斯夫妇》《你逃我也逃》中饰演的古怪的女主角一般。

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歇斯底里的喜剧基调,这个迷人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女主角,像女妖一样咆哮、装腔作势、尖叫,完全不协调。即使当她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苦力或陷入彻底的贫困时,比如在《两情相悦》和《真情告白》中,她也有一种坚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不仅不接受失败,甚至不承认失败的可能性!

在《毫不神圣》中,她饰演的哈泽尔·弗拉格是来自佛蒙特的乡下小镇的骗子,她因其与镭辐射的英勇斗争而赢得了整个纽约的人心,正当她要暴露的时候,她写下对整个城市欢喜的告别,然后跃向哈德逊河,企图自杀。花招完成之后,她坐在被告席上,浑身湿透,脸上挂着多情的微笑,希望从新爱弗雷德里克·马奇那里得到甜蜜的情话。当马奇想要讨论葬礼的细节时,她厉声说:「别谈工作。」骗局没有错,只是太麻烦了。

神经喜剧中的情侣,通常不是金星撞火星、冷热对抗或刚柔相克的互补动态的问题,而是双方都疯狂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疯狂一点。在《两情相悦》中,她饰演的拜金的美甲师在恶作剧方面被弗莱德·麦克莫瑞饰演的的花花公子(同样拜金)击败,而在《真情告白》中,是她绕着麦克莫瑞(她现在的丈夫)转。

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律师,她希望通过写爱情小说和幻想(撒谎)来摆脱困境,来补充他那微薄的收入。从长远来看,事情是平衡的:如果拉塞尔在《女友礼拜五》中很难跟上加里·格兰特饰演的无所不用其极的编辑,那么在《育婴奇谭》中,格兰特得到了报应,在康涅迪克州的荒野中,凯瑟琳·赫本饰演疯狂猎捕大型动物的猎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神经喜剧是一个精英的世界——女人不工作,甚至男人(如果他们有工作的话)似乎也有自己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对有魅力的情侣比所有的懒汉和丑角、自命不凡的人以及他们周围的失败者更酷、更有趣、更漂亮,而失败者表面上的迟钝让他们闪闪发光。

他们需要一大批配角、婆婆、失意的追求者、老板、父母、兄弟姐妹、势利者、傲慢和/或胖乎乎的父亲形象(柯本、康奈利),还有像拉尔夫·贝拉米这样的丑角,他的副业是甜蜜而无望地思念那些对他饰演的迟钝的情人来说节奏太快的女人。《史密斯夫妇》的主角是金·雷蒙德,他是一个贞洁的禁酒主义者,被罗伯特·蒙哥马利嘲笑为「唯利是图的乡巴佬律师」。诚实和可靠是傻瓜才有的。

这种对正统社会的戏仿形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对比:这对情侣可以在其约束下开辟出自己的避难所,即他们的混乱圈子。但这个等级森严的世界也包含着一些残酷,有时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不过,正是这种拒绝多愁善感、不认真对待生活的态度,赋予了这些电影经久不衰的新鲜感和生命力。

这种类型片所承担的风险是其优势的一部分。最有争议的可能永远是刘别谦的《你逃我也逃》,这部电影敢于开集中营的玩笑,用令人难以容忍的俏皮话激怒纳粹。在这部仍旧令人难忘的喜剧中,整个世界都是一个舞台,该片小心翼翼地游走在喜剧与悲剧之间,并且故意以「糟糕的品味」来说明人类的复杂性,即使在战时(也许特别是战时),都无法将一个人轻易地划分为英雄或恶棍。(刘别谦向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对希特勒的模仿致敬,甚至更上一层楼。)

这种情侣的神秘感毕竟是建立在制片厂系统的等级中,不同的组合创造了有趣的不同化学反应。现实生活中的情侣可能会在银幕上产生火花,也可能不会。朗白和鲍威尔于1931年结婚,在《我的戈弗雷》之前,他们一起拍了两部电影,实际上他们彼此吸引,就像那对四面楚歌的夫妇一样。

但克拉克·盖博却并非如此,这位明星后来成为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和终身挚爱。在他们共同拍摄的电影《丈夫的秘密》中,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赌徒,而她是一个拼命想逃离的图书管理员,银幕内外都没有任何关于未来激情的暗示,遗憾的是也没有后续进展。

她和麦克莫瑞一起拍了四部电影,作为浪漫二人组,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也就是说,有着甜蜜的尖刻)。米切尔·莱森执导的《两情相悦》特别温暖和抒情。而希区柯克唯一的同类影片《史密斯夫妇》则加入了更高档的元素,诺曼·克拉斯娜巧妙的剧本也比我记忆中迷人得多。

从一开始,朗白和蒙哥马利就很好地相互竞争。影片一开始,一对夫妻因为一场争吵,忍受了三天的自我隔离,住在各自的房间里(设备齐全)。这样的宣判是谎言的结果,暗示了某种仪式的频率。(蒙哥马利独自待了三天,现在还没有刮胡子,他的律师业务显然并不需要他。)为了要知道真相,她问了他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你可以重来一次,你会娶我吗?因为只有真相才能把他从禁闭中解放出来,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不会。

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因为从法律上讲,他们并没有真正结婚。在接下来的疯狂追求和隐退中,这两者是如此同步,你真希望她和蒙哥马利能一起拍更多的电影。它可能不像希区柯克的惊悚片那样个人化,但它有自己的刺激感,并提醒你,希区柯克是一位拍摄爱恨交加的情侣达到情欲吸引力顶峰的大师。

然后是玛丽亚·杜拉,这位波兰女演员嫁给了杰克·本尼饰演的约瑟夫,他是波兰剧团的主要演员,在纳粹入侵波兰的时候,这个剧团正在入侵纳粹。本尼的选角简直是天才之举,他是一个非常自我的演员,几乎没有注意到发生在他鼻子底下的闹剧,只怨恨他的对手在他的独白中离开。

朗白从未如此美丽,也从未如此风趣。这部电影的上映是时间上的偶然。它是在美国参战之前制作的——如果女性被允许参军的话,朗白也会参战。相反,她执行了一项出售战争债券的任务,结果是致命的。

人们只能想象她和刘别谦这样勇敢而完美的结合,可能会拍出什么样的电影。她恐怖的死亡只有一个可取之处:如果她不得不永久离开,这位亦真亦假的女演员将会,也必定会选择刘别谦的这部喜剧杰作作为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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